1950年3月的一个阴雨夜，上海北四川路尽头传来短促汽笛声。临街咖啡馆里，瘦削书生把信封折得极整，放进内袋。外人只知道他叫张嘉仪，河北丰润士族之后，即将北上受聘。没有人猜到，真正的姓名叫胡兰成。

此前不久，梁漱溟在北平的住所里亲笔写信，请他参与“国家文化整理计划”。邀请函洋洋数百言，措辞恳切。温州中学的教师办公室里，张嘉仪读完信，一夜未合眼。他告诉同事：“北方需要人，我该动身啦。”口气既轻松又骄傲。

时间拨回1938年夏。上海法租界灯火稀疏，胡兰成端着咖啡，看着窗外残火。翌日，《战难，和亦不易》见报。那篇文章不提抗战，只劝“和平为上”，正合汪精卫胃口。陈璧君夸他“笔力淋漓”，《中华日报》高薪请他做主笔。胡兰成从此在伪政权里一路上扬，1940年更被汪精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。

在南京，他替日本人写稿、主持电台，还在“中日恳谈会”上讲“东亚共荣”。谷正之当面称赞，“君乃文化之桥”。听来荣耀，其实就是卖国的注脚。胡兰成暗知大势难久，悄悄为家眷另觅去处，并嘀咕了一句：“日本必败。”这句牢骚被同僚告发，他被汪精卫扣押。日本特务出面施压，才侥幸脱身。

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汪伪倾塌。战犯名单刷刷贴满街头，“胡兰成”三字赫然在列。他拎着几件旧衣，连夜离开汉口，经上海、杭州潜入温州，化名张嘉仪。靠着伪造的荐书，他在温州中学授课。课堂上，他吟宋词、讲佛经，学生觉得这位张老师文采风流。有人拜访，他总自嘲：“不过是隐居江左的散人。”

真正的算盘并未停下。1946年底，他开始频密写信给文化名流，尤其盯上梁漱溟。在信里，他引用《中庸》，自称“愿以残年投诸文化事业”。梁漱溟素重儒家同道，回信礼遇，先后往返十数封。1949年冬，梁终于写下那封正式邀请函。

1950年初春，张嘉仪离开温州。一路风顺，他在杭州小住，酒桌上被地方士绅奉为“河北遗才”。抵沪后借宿旧学生家。第三天傍晚，细雨绵绵，他步入四川北路一家旧书摊，正好听到摊主同人议论：“最近镇反，抓了好几个汪伪要员，听说名字都登报了。”摊主举起刚摊开的报纸，头版大字写着“清除汉奸残余”。胡兰成心头一紧，仿佛冰水灌顶。

他重新翻查报纸，副版有组照片，押解的几位汉奸中，旧日同僚赵毓麟赫然在列。那一刻，北上赴任的美梦碎成齑粉。他合起报纸低声嘀咕：“不能去，绝不能去。”夜色降临，他回到住处，只留下短短一句话托给女主人：“告诉梁先生，张某力有未逮，自会解释。”随即携皮箱外出，再未现身。

当晚十一点，他以假名购得船票，沿江南下，经广州潜入香港。朋友劝他：“回头自首或许还能宽大。”他只冷笑：“宽大？到时枪口前站的是我。”1950年4月，他在九龙登上一艘货轮，目的地东京。

进入日本，他重拾本名胡兰成，靠帮出版社改稿谋生，也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。课堂上偶尔有人提起汪精卫，他轻描淡写：“旧事无足挂齿。”学生看他谈《庄子》眉飞色舞，却不知道台下的资料室里，东条英机的照片旁赫然夹着他的旧照。

1970年代，中国对日和解，东京大学青年学者曾好奇询问：“胡先生，当年为何不回国自辩？”他回了八个字：“各人因缘，不足为外道。”对话在茶室掩埋，再无人追问。

1981年7月，东京炎热。胡兰成病危，友人守在榻旁，他突然低声说：“我本不该走那条路。”这句模糊忏悔随病榻心跳一道停息。官方档案里，他依旧属于“重大汉奸潜逃未归”一栏。

一个才子，凭机巧与笔墨走入高位，也用同样的机巧掩藏身份。历史清账时，机巧再高也罩不住真名。梁漱溟后来说起此事，只淡淡一句：“书生误我，我亦误书生。”句短，却重。